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此前，中央军委已在7月下旬命令王震所在的红六军团从湘赣苏区突围西移，任弼时为中央代表随军行动，成为长征的先遣队。
这时，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由湘赣省委书记任弼时主持，成立了以任弼时为主席，萧克、王震为委员的军政委员会，为领导西征行动的最高领导机关，领导红六军团的西移行动。红六军团根据军政委员会的规定，在敌人兵力比较单薄，空隙较大的湘军和粤军结合部，连续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终于摆脱敌人的重重包围，在8月11日进抵桂东县以南的寨前圩地区。
8月12日，红六军团在寨前圩召开大会。会上由任弼时宣布了中央军委的决定，红六军团领导机关正式成立：萧克担任红六军团军团长兼红十七师师长，王震担任军团政治委员兼红十七师政治委员，李达任军团参谋长，张子意任军团政治部主任。龙云任红十八师师长，甘泗淇任红十八师政治委员。王震也在会上作了讲话，动员全军指战员要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完成突围西征的艰苦任务。
实际上红六军团早已成立。1933年6月，中共中央派任弼时到湘赣苏区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军区政治委员。6月中旬，任弼时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将湘赣苏区主力红军和湘鄂赣主力红军一部在永新县组建红六军团，下辖红十七、十八两个师。当时没有军团领导机关，暂由红八军改编而成的红十七师首长统一指挥。这年26岁的王震，自从1929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任湘赣苏区赤卫队支队长兼政治委员以来，一直在湘赣苏区坚持游击战争。他先后担任过湘鄂赣边区赤卫军第六师政治委员兼党委书记、湘东独立师政治部主任、独立师党委书记兼第三团政治委员、湘赣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湘赣军区独立第一师政治委员、红八军代理军长兼独立第一师政治委员，是一位智勇兼备的虎将。他还曾在1931年10月及1931年1月两次当选为代表，出席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参与创建湘赣革命根据地，率部配合中央革命根据地历次反“围剿”战争。
红六军团这次突围是成功的。这支只有九千多人的部队，面对八个多师而且装备精良的重兵包围和封锁，竟能撕开它的防线，冲出重围，而又保持了自己的部队完整无损，充分显示了这支部队的英勇善战，也充分证明军团在指挥上，从突围前对敌情的掌握和准确判断到突围方向的判定，突围时机的选择，各项保障措施的组织，以及突围行动的指挥，都是正确的。红六军团的突围，打得敌人措手不及，迫使其不得不重新调整部署。
红六军团胜利突围，在敌人的战略西线打开缺口，湘赣两省敌军震惊。蒋介石急令西线军总司令何键及南路总司令陈济棠派出主力部队联合出击，追击红六军团，何键急派刘建绪为前敌总指挥，率三个师和一个补充总队，昼夜兼程实施追击。当时，刘建绪采取的紧急对策是尽一切力量，首先巩固湖南省防，确保其后方安全，然后再组织“围剿”。因此，他急令其两个师轻装前进，对红六军团实施侧击和堵截，力图把红军堵在湘境之外；并令段珩旅指挥胡凤璋部以及湖南地方武装，布置桂东、汝城等湘边防务，以阻止红军深入湘南。还令第七十七师指挥第二十八师一个团及鲍刚旅在遂川以东沿赣江西岸统筹配备沿江防务，严防红军东渡赣江会合中央红军。
红六军团考虑到，敌军对于我军突围必将派重兵组织“追剿”，当时敌情对红军极为不利，决定放弃在桂东寨前圩稍事休整并在湘南地区发展游击战争，推广游击区域的计划，迅速行动甩开敌人，于12日夜即由寨前圩出发，昼夜行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逼新田县城，并很快攻克这座城市。接着，红六军团马不停蹄，又以每天行程一百多里的速度，直逼零陵县和祁阳县东南，准备抢渡湘江。但由于敌人防守严密，结果红六军团只有改变行军方向，奔阳明山而来。阳明山，海拔1500米左右，是敌人防守相对薄弱的环节，即使如此，阳明山各条路上都有重兵把守。为了尽量减少部队的伤亡，王震决定带一支侦察队从山上探出一条新路。在当地农民的指点下，王震终于为大部队开辟了一条人迹罕至的道路。很快，红六军团通过了阳明山。阳明山方圆90里，山高路险，是进行游击战争的有利地形。红六军团把这一想法电告中央军委。然而，红六军团立足未定，敌第十五师和第十六师，桂系第十九师、独立第三十三师已从南北西三面包围过来，形势十分危急。针对敌人的疯狂追击，王震向任弼时等人建议，面对强敌，我军仍要采取游击战术，在敌人鼻子底下跟敌人捉迷藏，待敌人乱了阵脚后再相机而动，出奇兵歼灭部分敌人。8月25日，中央军委来电，电文的指示精神与王震的建议很相似，只是命令红六军团尽早抢渡湘江。26日，红六军团趁敌人未完成合围前离开阳明山，直取祁阳县的白果市。敌人误以为我军要返回湘赣苏区，急忙调兵遣将围追堵截，没想到我军又南下嘉禾，敌人追兵赶来嘉禾时，我军已经西进了。9月1日，红六军团到了广西灌阳县，趁天下大雨，摆脱了王东原追兵。9月3日，红六军团又返回灌阳县，歼灭尾追之敌八个团，这是一招极漂亮的“回马枪”。4日，红六军团乘胜前进，桂系军阀担心红六军团进入广西省内，捣其老巢，所以急忙派重兵把守边境，这样，湘江沿岸防守非常空虚。红六军团正好乘虚而入，在界首地区安全渡过湘江天险。9日，红六军团自牛田出发，向西挺进，但湘、桂敌人穷追不舍。在小水地区，红六军团被湘军袭击，红第五十二团与大部队失去联系，陷入敌人重围，团长田海青壮烈牺牲，师长龙云被俘后也惨遭杀害。在贵州新场，红六军团歼灭尾追的湘军两个团，获得一些枪支弹药。9月下旬，红六军团进入贵州苗族、侗族居住地区，并顺利渡过清水江。
10月1日，红六军团突破施秉和黄平间的封锁线，渡过大沙河，并攻取黄平县城。7日，进入石阡县，原准备在甘溪休息一下，不料遭到桂系白崇禧部第十九师、第二十四师的伏击。王震命令红第十七师五十一团机枪连步兵排留下来掩护，其他人立即撤退。此次战斗，我军损失严重，伤亡多达500人。王震率领红第五十三团首先突围，在一个猎人的带领下与红军战士一起用砍刀从荒山野岭劈出一条小路，萧克等率领部队顺着王震开辟的道路突围。经过艰苦奋战突破了敌人的重围；甘溪之战失利后，我军处境更为困难，湘桂黔三省敌军约二十多个团将红六军团团团围住，而且红六军团被分割成几部分。我军不得不兵分三路，向黔东革命根据地靠拢。
在甘溪战斗中，首先突围的红十七师四十九团和五十一团各一部，由军团参谋长李达率领，临时组成特务团，在大地方附近越过石、镇大道于10月11日到达江口县的茶寨，又从德旺以北绕过梵净山，经过多方调查了解，终在15日于沿河县的水田坝（又称铅厂坝）与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三军会合。
当时红军相互之间联络异常困难，彼此音讯常被隔绝。1934年10月的一天，正在黔东与敌周旋的贺龙和关向应从敌人报纸上看到消息：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已由江西遂川出发西征，中共中央代表任弼时同行。他们分析，红六军团可能前来同红三军会合。贺龙拍着报纸说：“报纸上是8月份的消息，如今已经是10月了。如果他们是来和我们会师，应该快要到喽！”他和关向应对红六军团的处境极为关切，便即亲率红三军主力沿梵净山南下接应。他们不顾湘敌陈渠珍及黔军的阻拦，10月15日就在沿河县蛟岩乡水田坝遇到了李达率领的400多人。李达向贺龙、关向应等红三军领导人详细汇报了红六军团西征的经过，以及当时的危险处境。第二天贺龙、关向应就和李达带领的部队兼程南下，寻找红六军团主力。23日，在梵净山下江口县堰边溪的木根坡与红六军团第五十团会合。
红六军团红十七师第五十团，甘溪战斗后即与主力失掉联络。由于退路被敌切断，无法去大地方寻找主力部队。他们在甘溪接受掩护任务的时候，军团首长曾经明确交代过：“如在大地方找不到主力部队，可去印江找贺龙。”于是，他们决定直奔印江，遂由团长郭鹏、政治委员彭栋才率领，由一个十分熟悉道路的向导引路，凭着半张国民党报纸上的信息，在平贯与河口之间乘隙通过石、镇大道，经东环地场、大坝场、德旺，于10月23日行至梵净山的木根坡时，通过号音联络与前来接应红六军团的贺龙、关向应和李达所率部队会合。
再说红六军团主力越过石、镇大道后，从敌军间隙中兼程前进，经尧寨、冷家湾，于10月20日击退湘军第一一○团与黔军一部的阻击，在石坪以南的马家坪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在23日到达贵州省印江县的木黄。24日，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三军主力及李达部队从芙蓉镇、锅厂赶到木黄，两军胜利会师。（这次红六军团从8月7日开始西征，到10月24日与红三军会师，历时79天，行程五千余里，作战47次）
从此，红六军团结束了从湘赣苏区突围单独转战湘鄂黔等地的艰苦卓绝的岁月。对中央红军的长征来说，红六军团在这段时间里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实际上，成为了中央红军长征的先遣队。中央领导同志曾这样评价红六、七军团突围的目的：“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周恩来）“当时军事计划是搬家，准备到湘鄂西去，六军团是先头部队。”（博古）
